作者：庄锡华（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　　严羽《沧浪诗话》关注宋诗，概括出三个特点，即“以文字为诗，以才学为诗，以议论为诗”。这一概括应当包含保留与认可的双向意指，但后人对该论析的理解似太看重其中批评性的面向，对宋诗因此三点而有自己不同于唐诗的特征与风貌，似有轻忽的微憾。

　　宋代诗人非常讲究文字的选择运用，以文字为诗便是针对宋诗创作这一新样态的批评，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陆游等大家都非常重视表达的通俗化与文字的锤炼。王安石的诗在句式的安排、文字的择取方面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“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”（《北山》），将诗中的语词拆开来读，有点拗口，对仗也有涉险的意味，但一叠加、一组合，配合很是得体，意境美得令人惊羡。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（《登飞来峰》），采用流水对，意思连贯，表达口语化，哲理内涵与审美呈现结合极好。“窥人鸟唤悠扬梦，隔水山供宛转愁”（《午枕》），巧妙运用双声叠韵的修辞方法，一细品百味丛生。宋代诗人善于向优秀的前人学习，苏舜钦“秋色入林红黯淡，日光穿竹翠玲珑”（《沧浪亭怀贯之》），不但读感上佳，诗中景物也显得十分生动。一般认为重视炼字在盛唐之后的诗人中便已蔚为风气，杜甫、李商隐的诗格律严整、用词精巧，唐人垂范于前，宋代诗人心领神会，操演起来更是青出于蓝。由此可见，以文字为诗，倘是讲究诗的读感和用词的审美效果，不但无可厚非，且应予以重视。

　　宋代诗人喜欢用典，最受后人诟病。其实，“以才学为诗”，在严羽这里并非自诩渊博、卖弄学问的专指。诚然，用典平添了解读的难度，但融入历史与文化的内容后诗的内涵会有很大拓展，全盘否定显失公允。换位思考，也许可以将其视作中国传统诗艺一个新的取向。以黄庭坚的名联“朱弦已为佳人绝，青眼聊因美酒横”（《登快阁》）为例，伯牙、钟子期、阮籍，都是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，读者毫不陌生，理解亦无障碍，诗中的不平与叹惋，因是作者多难人生的真切感受，千载之下，人们仍能把握到诗人作诗时起伏的心澜。宋诗中好的用事，保持了平易的特性，即使受限于学养，不了解、不熟悉，也不妨碍读者对诗作的正常赏析。譬如王安石的“茅檐常扫净无苔，花木成畦手自栽。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”（《书湖阴先生壁》），写其辞官退隐后的生活，诗中生意满满的田园、辛勤劳作中的乐趣与农家对收成的期盼，历历如在目前，阅读此诗充盈于山水田野中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，只是学术积淀深厚的读者除了能欣赏诗作直接展示的意境外，还能从诗中隐藏的许多故事里串联起更丰富的文化意象，因而有更丰厚的况味。黄庭坚的诗论颇多争议，但他的诗总体看来并没有掉书袋，让人读着费力。“桃李无言一再风，黄鹂惟见绿葱葱”（《寺斋睡起》），“山色江声相与清，卷帘待得月华生”（《奉答李和甫代简二绝句》），“近人积水无鸥鹭，时有归牛浮鼻过”（《病起荆江亭即事》），诗人怀着浓浓的生活情趣观察山水景物，形诸笔墨时又特别精心，画面感十足。一部分表达世俗情怀、落寞消沉的作品反映诗人屡经磨难后的人生感悟，像“贤愚千载知谁是，满眼蓬蒿共一丘”（《清明》）、“人言九事八为律，倘有江船我欲东”（《寺斋睡起》），在凶险的宦海中沉浮起落，最后贬死在古代瘴疠丛生的绝域，遭际如此多难，诗人心怀愤懑，不平之气终于掩抑不住，径直在作品中发起了牢骚，这等率真的独白是能唤起读者的同情的。《寄黄几复》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浓缩了对世情与物态的独特品味，历来评价很高。首句“我居北海君南海”，表达的是两人异地为官的实情，学者追溯《左传》中齐桓公与楚子的对答，那是专业的研究，与一般读者的兴趣有较大的落差。同样的，钩稽王安石《题湖阴先生壁》中的“护田”与“排闼”的出处，将其与《汉书》中的相关内容钩联在一起，释诗者明面是称赞诗人有度越同侪的文化积淀，暗里似也有学养深厚的自诩，这样的索隐对读者诗意的理解不会有太多的帮助。

　　宋诗中有不少议论诗。“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；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。”（苏轼《琴诗》）“纨扇本招风，曾将热时用。秋来挂壁上，却被风吹动。”（张舜民《纨扇》）这些诗用审美的形式，说普通的道理，平淡的叙事中融入了共通的物理人情，一直为人传颂，视为含着学理的审美。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山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将议论诗写成了世所公认的名篇。批评议论入诗，无非是担心影响作品的审美特性，既然议论诗也能写得有情有意，为人喜欢，欣赏愉悦之外还能有知识、学理的收获，对议论入诗似宜有更多的具体分析。当然诗缘情而绮靡，抒情是诗歌的正途，议论入诗虽有可取，但也只是诗歌大树上别出的新枝，不过此枝一出，宋诗也便拥有更多不同于唐诗的特色。

　　近年来宋诗研究成绩斐然，但过分看重严羽概括中责难含义的偏向也值得注意：一些释诗对探求诗作的用事出处似有异乎寻常的热情，旁搜远绍、探赜索隐，大费周章，唯恐遗漏了诗中隐秘的用事，予人学养不足、识断不精的诟病。但考证烦琐，颇有脱离诗歌赏析常规的嫌疑。譬如“鸿雁传书”为世人所熟知，为何非要说“寄雁传书谢不能”是借鉴了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中“鸿雁几时到，江湖秋水多”？类似的宋诗释评极为常见。之前已有人批评亁嘉之后的学风，讥其为“破碎之学”，似以“繁称杂引”“取证稠叠”来证明释诗者的渊博。一些诗歌的释评，搜求出典十分牵强，像是有意坐实宋诗专好用事的恶名。文学审美容纳个性，诗歌欣赏与学术研究面对的虽然都是同一个对象，但层次差异也很显然。欣赏看重阅读的即时感受，关注诗歌本身直接呈现的意象，从中获取情感的陶养。学术研究探寻源流出处、推敲文字得失，有更复杂、更精深的诉求。但既然同属文学鉴赏，就不应排斥更多地受到兴趣支配的一般读者，就应尊重他们欣赏作品时的真实感受。还有，如果我们承认诗人作诗时没有自诩学问的故意，释诗时也不必过分执着地寻找出处，深文周纳，一定要在诗行中挖掘出悠远的背景与所谓的微言大义。

　　我们注意到学界之前对宋诗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江西诗派，近年来对其态度也有较大转变，譬如因“闭门觅句”备受诟病的陈师道也因诗风“朴拙平淡”而获得肯定（莫砺锋：《宋诗精华前言》）。“诗当快意读易尽，客有可人期不来。世事相违每如此，好怀百年几回开。”（《绝句四首之一》）“翰墨功名里，江山富贵人。倏看双鸟下，已负百年身。”（《次韵秦少游春江秋野图二首》）这些诗虽然含着议论，却是落魄、失意之人的真情流露，发声平实，颇能感人。此外，对靖康之变后江西派中陈与义、吕本中等人诗风的积极转变也有了赞扬的声音。（金性尧：《宋诗三百首前言》）江西派诗论问题较多，但其中精当的说理也很不少，例如黄庭坚认同情动于中的诗歌发源观，称赞杜甫诗歌的“妙处”是“无意于文”，“夫无意而意已至”（《大雅堂记》），承认诗歌创作出于至情、自然而然，不须过多雕琢。客观地讲，评价文学类作品的关键应是审美的含量、读者的反应与传播的效果，凡是新颖独特、富有情趣，读者喜欢、广泛流传的就是好诗，至于作品中用事、议论之类具体表达方法的选择则应当听任各人的喜好、百花齐放。

　　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，宋代诗人并没有因此妄自菲薄，他们好学深思、别出机杼、积极有为，为宋诗开拓出不同于唐诗的新的样貌，不少优秀的诗人与作品也一样为后世读者所喜爱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-08-04?13版）